“这？”

赵彬的脸色也顿时难看起来，是的，以大宋朝廷在襄阳一役的表现来看，大宋怕是已经彻底回天无术了，即便自己等人能脱离鞑子的监视，辗转逃回大宋，但这又能怎么样呢？面对元蒙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自己能一直逃下去吗？

“吴大人对故国忠心耿耿是没有错，可是大宋能再用吴大人吗？”张煌进一步指出了大宋以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不管怎么说，吴大人算是接受过伪职的，有了这么大的污点，临安顶了天给一个虚衔养起来，还想要兵权出阵断无可能，可惜吴大人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就此虚抛，可悲可叹呢！”看着默然无语的赵彬，张煌拍了拍他的肩。“新朝鼎立，自有新朝鼎立的气象，我们不求有功，但求不过，唯保全头上首级尔。”

元蒙军在夺取襄樊之后，随即对已经极度疲劳的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史天泽、刘整等探马赤军、侍卫亲军及新附军各部进行了休整，事实上如果这个时候宋军有胆量发动反击的话，未必不能复夺襄阳，以保全、重建鄂西北防线。然而宋军却因为多头指挥和朝局的混乱而根本没有考虑过反击的计划，从而丧失了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尽管南宋方面自动放弃了反击的计划，但元世祖忽必烈并不打算见好就收，他一面把刘整的水军调到两淮战场以牵制宋军水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四川策动大规模的进攻牵制四川守军不得放心大胆回援鄂州，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忽必烈已经完成了对宋最后一战的布局，现在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正当忽必烈梦想着他大元王朝成为东亚大陆的当然主人的时候，东面大海上的小小岛国日本却给他造成了一点不小的麻烦。

早在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就曾经派出遣兵部侍郎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为此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不惜用了“奉日本国王”等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几乎可以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媲美的绝佳口号）的愿望即将得以实现。

然而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结果忽必烈五次遣使，五次遭到日本幕府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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