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两头给小寡妇的儿子买零食。

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这种待遇。

周康平铁了心，非要离婚娶她。

但那时候，我的观念很传统守旧。

“离婚”这种概念，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我的脑子里。

我死活不肯。

周康平没辙了，小寡妇又逼得紧。

最后，两人居然私奔一走了之。

走之前，还厚颜无耻地问村里人借了钱。

东拼西凑总共借了三千块钱。

在那个万元户都没有几个的年代，三千块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我在厂里一个月的收入才160元。

村里都找不到周康平了，全部跑到我跟前要债。

我的收入，一个人养孩子都不太够用，债务还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周康平的母亲也不是个善茬。

她一直觉得是我逼走了他儿子，举着扫帚把我和孩子赶出了家门。

甚至连亲孙子都不认。

她担心我死赖在老家房子里不走，于是和民政局的同志声称自己儿子失踪了，不知道是生是死，硬逼着我领了离婚证。

最后，我带着周哲彦租了生产队一间没人要的农屋，才把日子过了下去。

那时候我成了全县唯一离婚的女人。

全村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似乎是我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

没有了父亲的周哲彦，也成为自卑内向的孩子。

对于孩子，我很自责。

我没有给他一个正常完整的家庭，所以拼命地对周哲彦好。

又当爹又当妈地把他拉扯大，企图弥补他失去父亲的痛苦。

当然，也有老实可靠的男人，提出要照顾我们母子一辈子。

我当时为了顾及周哲彦的感受，拒绝了。

我白天在厂里上班，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

厂里看到我的拼命劲，提拔我做了车间主任。

晚上时候，我抽时间做小手工。

慢慢地，日子好了起来。

我不仅还清了周康平留下来的债务，还把儿子拉扯成人。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周哲彦踏实肯学，从小学习成绩一路领先。

校领导多次减免了我们的学杂费。

高考后，周哲彦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村里的领导都来家里放鞭炮祝贺。

乡亲们都围在我们租的房子跟前。

“周家真是祖坟冒了青烟，居然出了个大学生。

”“我们村也跟着沾光，我让我家孩子以后多跟着周家小子学学。

”“还不是许舒兰，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的。

”……虽然说是周家的大喜事，但是周家没有人来道喜。

周康平的妈前几年去世了。

就连去世的时候，周康平也没有回家。

我带着周哲彦去奔丧，没有人欢迎。

我象征性地给了点礼钱，按照乡邻的给了最低标准。

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和周哲彦相依为命。

我以为学习成绩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心里会拎得清，会永远跟我一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