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所传诗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诗三百」，举成数言之。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以及汉之谶纬诸书，亦无不言三百五篇者。皆历历可证汉世从无三百十一篇之说。且诗自秦后未有一篇缺失，不应唯经所用为笙诗者则尽失之；此即问之童稚而亦不信也。况人谓序作于周人：诗既失矣，序何由存序既存矣，诗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

且仪礼之乐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礼记、大射皆云「奏肆夏」；礼记、左传亦同。乡饮酒、燕礼、大射皆云「奏陔」。此即南陔。大射又云「奏狸首」及「公入，」。燕礼记又云「下管新宫」。此等皆乐章名，皆有辞也。笙诗六篇，同是一篇。观此，则当时作乐，被于八音诸器，皆系别有乐章，唯用三百篇为歌，甚明矣。左传于文王之三、鹿鸣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金奏」，亦可验。第此诸乐章所习者为工瞽之徒，附于乐以行，又篇帙寥寥无多，故乐亡而诗与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经圣人手定，褎然巨帙，传之于学士大夫，朝夕弦诵，宜乎其独存也。幸而序诗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入于三百篇，若入之，又令后人枉生疑障，议论椘鹨印４擞拗独断，自信为确然无疑者。不知何以从来说诗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纷然猜拟，各出意见

毛传谓「有其义而亡其辞」；郑氏谓「辞、义皆亡」。夫他不亡，何以独亡仪礼所用之为「为笙诗」之「为」，疑是「六」之误文。笙诗，前已辩之矣。刘原父以「亡」作「无」，谓「本有声而无词」。董氏、郑樵氏主其说，而朱仲晦从之。朱谓「仪礼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其据仪礼用字，亦略见及；而不虞其不知别为乐章而以为无词也。

辩之者，严氏曰：「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即所歌之诗也。若本无其辞，则亦无由有其义矣。」郝氏曰：「辞生于心；声托于器。乐由心生；声由辞生。有辞然后有声；声无辞不成章。所谓『鼓瑟而歌』者，手弹、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辞奏乎其中，故曰『笙』，曰『乐』，曰『奏』，未可以此为有声无辞之证也。」以上辩「无辞」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为非三百篇之诗也。朱又曰：「意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鼓、薛鼓之节；而亡之耳。」此尤可笑。射与投壶所歌者，狸首、驺虞，以鼓为之节也。若以南陔诸诗为鼓而无辞，则狸首、驺虞亦无辞乎既谓之谱，自无有辞；既有南陔诸名，自非为谱：何贸贸也至于执仪礼工歌之序为据，谓毛公所移篇次为失，于是复移易之，沾沾自喜，谓悉依仪礼正之，嗟乎，则是以仪礼为经，三百篇为传，颠倒惑乱至于如此，更何足与辩哉!